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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平

     二十多年前我赴美波士顿就读教育研究生学位，一年之后我妻子携子来美伴读。不久我们就有机会在当地结识的一对华人丈夫与犹太妻子组成的家庭。 他们有一对可爱的男女孩子，男孩与我儿子同年。丈夫有自己的公司，平时忙于工作，妻子朱迪（Judy)则主持家务，抚育子女。 当我们夏天在本地的一个湖畔沙滩陪伴孩子玩耍时，我和这位具有心理学博士的朱迪女士有过不少关于时政，文化，及家教方面的漫谈。 总体上来说我和朱迪两人交谈比较投机，我们对美国主流社会文化都持有一种自由派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态度，回顾起来或许我当时对美国社会的前景向的看法更加负面一些。

　　当然这些交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从中体会到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 我们都很欣赏各自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念，如重视家庭，重视教育等等。但也隐约感到我和朱迪在对文化教育的的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是有差异的（当然这些感受是我在美国长期学习和生活后才愈加清晰了。）

　　虽然朱迪的两个孩子只是学龄前的儿童，她已经定期在周末带他们到本地犹太教堂上课， 并参加教堂举办的各种活动，学习犹太语言和文化知识。 朱迪告诉我她不熟悉本地华人社区的教堂和中文学校。她丈夫平时工作忙，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这两个孩子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 她希望我帮助她提供一些有关信息。

　　朱迪曾和她的两位来自台湾的公婆几次谈起她对这两个孩子的中国语言和文化学习的关切。 她说她万万没有想到她那位具有教育博士学位并任职于州政府的公公脱口而说：“这两个孩子长大肯定要成为美国人的。”朱迪说，当她听到她公公这番话时，她是完全惊呆了。（ “I was totally shocked.”）  她说：我们犹太人绝对不会这认同这种观点。

　　不久之后我参与了本地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区周末中文学校（1959年创办）并担任校长。在我的盛情邀请之下，朱迪很高兴地带着俩个孩子来校注册上课。 她的公公和婆婆也来我们学校参观，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当时觉得自己为朱迪家成全了一件好事，我们两家也互相作客往来，我儿子也和他们的孩子做了好朋友。

　　某天周日晚上朱迪打电话给我说：她儿子今天在班级里被其他孩子称作“alien” （外星人），言谈之中的口气相当严峻。 我知道朱迪家的那个男孩子平时比较好动，估计和班级同学之间会有一点小小的“纠纷”。我立刻和中文学校任课老师联系，要求处理好这件事情。我又在学校教师会议提出此事，希望引起所有老师的重视。但是我没有具体深入调查并跟踪此事，不久也就把此事淡忘了。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朱迪打电话给我，告知她的孩子下学期不来上学了。

　　这年暑假期间我们受邀到朱迪做客，她要求我把学校下年度的教科书带过去。到了她家之后，我把教科书给了朱迪。 朱迪随手翻开教科书看了一眼，就递给坐在一旁的丈夫，问他是否能够在家里用这本教科书教孩子学中文。 我只见他稍微看了一下教科书，淡淡地说：没问题。 然而在我们整个就餐的时间里朱迪的丈夫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中文语言教学的问题。

　　数年之后我每每回想起此事，感触甚深。 我们第一代的中国家长在家里教孩子学中文几乎都是困难重重。如果要让一个第二代的华裔家长（又是一个忙于事业的父亲）在家教他们的孩子学中文，如果真能实现，那定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数年之后，我自己那个好动的儿子在学校读书期间也被其他同学取笑逗弄甚至霸凌（bully)，搞得我们全家心神不定，寝食不安，并为此与学校交涉。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出当时朱迪把自己的孩子撤出我们中文学校的理由。她让她丈夫在家勉为其难地教孩子中文肯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

　　或许朱迪一家的两个孩子的中国心的培育也就从此夭折了。

　　不可否认，我多年参与中文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使我们孩子保持一颗中国心。

　　但是在孩子的中文（及中国文化观念）的日渐式微，而英文（及美国文化观念）蒸蒸日上的时候， 我又开始思想斗争了：使我们的孩子保持一颗“中国心”真是这么重要吗？ 如果真有必要，有可能做到吗？ 如果有可能，又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呢？难道为了培养我们孩子的“中国心”， 就一定要像虎妈那样和孩子“对着干”？！即使是这样，“虎妈”在两个女儿身上最多也只获得了50%的成功率（小女儿对“虎妈”的所谓“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极其抵制和反抗）！

　　平心而论，我们这些在大陆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家长，特别是我们这些50后和60后之辈在80年代都受到了极其张扬的爱国主义教育。 那时我们许多人考取大学之后的“远大”理想就是梦想成英雄，力争当精英，至少做人才，为国家，为（中国）社会服务。

　　我们现在侨居海外多年，许多都是入籍了，虽然当年的学而成才报效祖国的热情已经基本消退，但是我们的中国心却已经无法改变了，每当听到或者唱到当年香港歌手张明敏的成名之作《我的中国心》的时候，心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激情。（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时无动于衷，那么你的中国心就基本停止跳动了。）

　　唱唱下面的歌词，检测一下你的中国心是否还在跳动：

　　洋 装 虽然 穿 在 身 ,／我 心 依然 是 中国 心 !／我的 祖先 早已 把 我的 一切 ,／烙 上 中国 印 !／长江 长城 ,／黄 山 黄 河 ,／在 我 心中 重 千 斤 !／无论 何 时 ,／无论 何 地 ,／心中 一样 亲 !／流 在 心里 的 血 ,／澎湃 着 中华 的 声音 !／就算 身 在 他乡 也 改变 不了 ,／我的 中国 心。

　　有时我在想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我们都出身在中国，我们的母语是发源于中国，有着千年不断的历史，它也是中国的唯一官方语言。仔细想想，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公民都不可能说有如此的幸运的母语。几乎所有非洲和南北美州国家，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根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母语（有些民族根本就没有自己正式的书面语言）。 欧洲国家的语言相对复杂一些，互相之间在历史发展中的渗透融合，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各自国家语言上的“纯洁性”。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如长江和黄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割断。 如今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又开始挺立于世界民族的最前列。 因此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要保持一颗中国心是很容易的。或许也是太容易了！

　　而我们的下一代就难说了。 中国心，美国心，都是我们华人家长的担心。

　　十多年前美国前克林顿总统的文笔（speech writer) 和国内政策助理顾问刘柏川 （Eric Liu） （注1）写了一本名为“An Accidental Asian“的书。 在这本书中刘柏川虽然花了诸多笔墨描述他的家庭情况，但是他在书中反复申他是一个道地的美国人。 我想他所选择的书名本身就是要传达这样一个核心意义。（与美国前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在这本书里，刘柏川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文字来阐述他对自己族裔身份的定位：

　　I define my identity, then, in the simplest way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ose with whom I identify. And I identify with whoever moves me.”

　　我试着把这段文字翻译如下：

　　如果用最可能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我对（族裔）身份的看法：我的身份就是取决于我所认同的人。而我所认同人就是那些影响我的人。

　　这个定义是否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有奶便是娘”的翻版，可以进一步讨论。 不过这里有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奶是婴儿的生存之食物。对婴儿来说没有选择，也不能选择。 而刘柏川所说的影响是指思想，思想是（成年）人的理念之食物 。 正如成人的食物一样，各种思想是可以选择的。

　　刘柏川作为克林顿总统的文笔，当然是以思想理念为谋生之工具。 但是他在那本《一个偶然的亚洲人》的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表述，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他父亲因为多年的糖尿病和健康欠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过世了。他父亲身前的亲朋好友帮助编辑了一本纪念册，其中的文字主要都是中文的。他说他在父亲过世后有时晚上一时不能入睡，他就会起身从书架上取下那本书，尽管他并不认识几个中文字，但是他仍然满怀思念之情“翻阅”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当年在大学就读的儿子推荐给我的，而我的年龄正好与刘柏川父亲去世时的年龄相仿。可以想见我当时读到这段细节时的心境。

　　今天我们海外华裔群体在知识、教育以及经济上的实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华裔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和职场上的工作表现在各个族裔群体中名列前茅也是有目共睹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耶鲁文科毕业之后又获得哈佛的法学院文凭的刘柏川在他不到30岁就能在白宫担任如此要职，可以说是华裔下一代以文科学历而“功成名就”的范例。

　　但是当我们的下一代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美国的名校，又接受了这些名校所灌输的西方精英文化知识和思想，他们是否就会舍弃他们爹娘的中国心来选择美国心呢？

　　在刘柏川的那本书中，我看不到比较认真地探讨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容。像他这样一个从美国最好的文科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二代华裔如果对中国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的探究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比较武断的结论），那么对我们这些整天望子爬藤心切的华裔家长是否应该对此自我反省或深思呢？

　　三年多前我们中文学校庆祝建校50周年，我请求在大学就读的儿子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他在中文学校有15年学生和助教经历），他一口答应，并立刻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笔轻松幽默风趣的短文。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当时文章没有标题，我就不假思索加上了一个标题：《我的中国心》。 （后来回想此事我总觉自己的做法是有些越俎代庖之嫌。因为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孩子回顾当年中文学校的一些比较正面有趣的经历，最多只能算是一篇给父亲面子的命题之作，这个标题明显有我们国内喜好拔高文章主题的陋习。）

　　我想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中国心已经是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自己无需付出太大的努力来培育它。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的中国心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 更何况他们要在美国社会的成长更需要一颗“美国心”来立足和创业。

　　然而，作为第一代移民父母亲，我们都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不少优良品质，如重视教育，坚韧不拔等等 （不过仔细想想连这两点我都不敢太肯定。） 。但是我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需要扬弃的习俗，如偏重面子，自我批判意识弱，文化兼容性差等等。 我们许多所谓学成人士都有一些（对名利）患得患失，同时又自卑（对老板和强势者）又自傲（对孩子和弱势者）的心理。 换句话说，我们的“中国心”的基因虽说不错，但是也要注意时时仔细检查，这些年下来是否有“心跳不齐”，“血压上升”，“血糖升高”，“血管脆弱”等潜在的问题。

　　两年前我和我儿子的一次“酒吧对话”（注2）就是我们两代人“中国心”和“美国心”之间的一次撞击。 通过这两几年的进一步交流和我们双方的各自的成长，我们父子两代人的“中国心”和“美国心”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了，同时也又进一步交融了。（我还没找到时间与儿子促膝谈论此事，或许可以作为我和儿子下次“煮酒论英雄”的题目了。）

　　君不信，下面就是两个例子。

　　去年年底我孩子在亚马逊网站上出版了一本收集了他近几年发表的博客文章电子书，书名为 “Winning Isn’t Normal” 注3) 。孩子从小参加系统的体操训练，学习体育两不误，高中时被选为美国青少年国家体操队成员。高中四年一开学就被他唯一心仪的大学超级提前录取。 儿子大学就读时个性张扬，全面出击，体育和学习生涯既有成功，也有挫折。毕业后他发挥自己的长处, 打造出一片他自己的天地。他的成长过程中既有“中国心”的文化基因，更有“美国心”的后天发展环境。他把这本电子版书献给我和妻子。他在书的扉页上写到： To Mom: for always pushing me to do better （献给妈妈：总是鼓励我更上一层楼）; To Dad: for showing me that everything is a learning opportunity （献给爸爸：言传身教让我知道每件事都是一次学习机会）。这难道不是中国心和美国心的良好融合吗？

　　最近儿子结束了在华府的总统创新学者的工作，到南美秘鲁各地旅行。他在当地巧遇一位中国大陆移民过去学历粗浅的小餐馆老板娘。 那位老板娘是海外遇知音，主动与我儿子交流，并讲述了自己近十年来的艰难创业历程。儿子听得精精有味，并在旅行之间抽空发了一篇图文并茂的博客文章（注4），并在文章中着重解释了中国文化之中“吃苦”（“chi ku”/ eat bitterness）的价值观，同时也借机归纳了几条这位老板娘创业成功的经验。 我看了之后极为感动。我当即发出电子邮件向他表示祝贺和赞赏。 我告诉他爸爸由于多年农村插队的经历，对那些社会底层包尝人生艰辛但是又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人士总是怀有极高的敬意。或许有一天我们中国文化中的吃苦精神 “吃苦”这个词汇也会被英语所接受，融合到世界文化之中。

　　儿子在给我的答复中说：“在写这篇博客文章时，我早就知道你会喜欢的。”

　　好小子，你的中美“混合心”还真够棒！

 

　　注1：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_Liu

　　注2： http://shen-anping.hxwk.org/

　　注3：http://www.amazon.com/dp/B00FL2CXEI/

　　注4：http://www.jasonshen.com/2014/one-womans-incredible-startup-journey-in-pe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