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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午后的阳光懒懒地穿进病房，照在雪白的墙壁上，有点刺眼，有点暖和。我躺在病床上，从头到脚，插了三十六根银针，其中左眼眶六根，当中又有两根通上了弱电流，有节奏地跳动着。此刻，我感受到了平静、喜悦。这并不是因为羊年元旦来临的喜气感染了我，而是整整三个月，我在中医院的病房里针灸了近四十次，现在眼疾终于有了好转。

　　去年十月初的一天，我的左眼突然出现了问题：怕光、流泪、异物感。我立即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眼睛没有问题。我又去另一家医院，同样的结论。医生的告知没有使我心宽，反倒使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和焦虑：有症状而查不出原因，哪里出了问题？脑子、神经，还是其他？是暂时的，还是渐进的不可逆的？是大毛病到来的前奏，还是一般的疲劳所致？倘若无法治愈，或者是什么恶疾，那怎么办？联想一波又一波袭来，我的心一阵紧一阵，额头渗出了汗，人仿佛站到了悬崖边，紧张、害怕、无助。

　　病来了推不开。我竭力让自己镇静下来，紧张地思索：治？还是不治？有时候不治也是治，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治，走哪条路？西医还是中医，或是其他？无数事实告诉我，倘若医疗方向错误，不仅耗时耗力耗钱，且极有可能耽误病情。怎么办？我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选西医，会让我做一个复杂的全身检查，结果或许维持原判。找中医? 我的浅薄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西医诊断出的每一个病症，中医都有对应的医疗手段。但中医不讲究实证，重辨证医治。这对我的眼疾，或许是一条出路？我想到了针灸。几年前因为神经衰弱，我尝试过，症状有所改观。如果眼疾也是神经问题引起的，那岂不是对上了？

　　相信直觉，我走上了针灸之路。“先试三次针。”经验丰富的高主任亲自下针探路。我知道，下针的这些部位都是与眼睛有关的某些经络的节点。倘使试针有效，那就有希望。

　　隔天去一次医院。试针一周的感觉是：每次针后，不适之感都有所减轻，但第二天症状又回来了。高医生问我：“这几天你看东西了没有? ”“有啊！报纸、电脑都看！”“怪不得！针灸期间少看甚至不看这些东西。包括手机，这些东西非常伤眼！”高医生的警告郑重其事，我停止了一切阅读。十次一个疗程结束了，症状减轻了。我找到了对路的治疗途径。

　　读过萨特的书，有句话留下深刻印象：“存在即合理”。意思是：任何存在的事物在其背后都有原因。我开始反思，寻找眼疾产生发展的轨迹，试图找到原点。

　　我眼部的那些症状在年轻时发生过，都比较轻且基本不治就自愈了。高主任说，肝主眼。年轻肝血旺盛，眼睛有小恙，肝血盖得住。年龄大后血不养肝，用眼过度，以前的毛病可以重返，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她的话让我想到，前两个月我在大洋彼岸儿子家里无所事事，猛上网。每天泡上六、七个小时。无穷的资讯，丰富的内容，让我置身于忘乎所以之中。彼是因，此是果啊！

　　高主任还说：“每个人身上都有薄弱部位，随着气血运行的变化，这些部位也在变化！”真是充满哲学味道！“怎样才能使眼疾不再发生？”我期待高主任给个明快的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回答。平时热情细致的她，此刻却有点矜持。

　　上帝暂时把我眼睛的窗户关上了，又让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户——用耳朵听，用腿步行。我听网上小说《静静的顿河》；欣赏多年收集的古典音乐cd片；穿街走巷细品苏城的变化。一段治疗，改变了我的生活内容、节奏和方式。眼疾的恢复似乎也加快了。我继续接受高主任的治疗，也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回音。

　　一日，我去医院早了，便在走廊里候医。突然，一帮四、五个人紧张地涌向眼科。其中一个爸爸模样的人背着个十来岁的孩子奔跑着，边上的女士泪水涟涟。我随即拉住其中一位，问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孩子喜欢电脑。昨天晚上玩到深夜，今天早上起来看不见东西了，哇哇直叫。我想跟过去看，这时针灸科的小护士在叫我名字了。

　　同病相怜。针罢我去眼科。门口有人告诉我，孩子长时间接触电子设备，双眼受损，暂时性失明。此时，我不由得停住脚步，为孩子也为自己叹息着：诱惑啊！代价啊！······

　　“嘀 ——嘀——”，针灸时间到点的铃声响了。护士过来拔掉了所有银针。我跳下床，感觉头脑清新了许多，双眼也舒服了许多，谢别了高主任，轻松地离开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