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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把打工在城里而又没有户口和房子的外来人，定义为“城漂”，或谓之曰“城市边缘人”。我认识的老常，就是这样的人。

老常今年四十岁，矮矮瘦瘦的；原本呆板的脸，因为城市生活的熏陶，现在经常露出谦恭的笑容。十二年前，他与家乡的一帮年轻人从安徽来苏州打工。老常只有小学文化，要求不高，很快在我居住的新村找到了打扫楼道和清洁道路的工作。物业公司为他免费提供一间车库作为住处，另给每月三百元工资。

初来咋到，日子就有了这样的进展，老常很满意。特别是他在工作之余有了另一项进账：从新村的垃圾桶里捡纸板、塑料瓶、易拉罐之类的丢弃物，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卖钱，一个月下来，也有上百甚至更多一点的收入。

半年以后，老常把老婆、不到周岁的儿子从家乡叫来，过上了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安定的日子不长久。物业公司的头头经常换人，换头就意味着换规矩：先是车库要付费居住；后来清扫的范围扩大了，工资却没有增加；最致命的一条，是不准在垃圾桶里检废品。家里开支增加了，体力支出加大了，收入反而减少了。老常又动起了脑筋：利用休息时间从居民家里回收废品。他收废品，分量给人家很足，价钱透明而公道，常常刨出不刨进。对新客户，他不忘送上一张名片，留下个电话号码。渐渐的，他有了一群比较固定的客户，收入也有了增加。我就是在与老常的买卖中混熟的，并且成了朋友。每当家里有什么大件物品要搬动，一个电话就把他请来了。

新村在扩大，住户不断增加，老常回收废品的活越发忙碌，而替物业公司干活也越发难了。第四年，两口子决定辞去这份讨来的工作，专门在新村里收购废品。

他和他面前竖起的一块小小的广告牌就是营业门面，地点就在新村门口。没有人管他赶他，因为他在这里不妨碍任何人，也不给任何权力部门增添麻烦，而新村的居民需要他。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刮风下雨，他几乎天天出现在这里，像一蹲塑像。日长时久，他似乎变成了新村门口的一个符号。他一天不在，居民就感到少了一点什么。

在新村转悠了几年，老常看到了许多变化。就说废品吧，现在垃圾桶里可以见到刚过期的食用油，稍稍发黄的大米，不见补丁的衣服；上门可以收购到能用的冰箱、彩电、空调、橱柜等等。蹲守在新村门口，亲见许多人家搬进来，没过几年又搬出去；进出新村的汽车也愈来愈多，款式愈发多样。蹲守在新村门口，老常有了空隙浏览那些旧书报杂志，眼界也大开了。

这一切，让老常十分感慨也心起涟漪。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标准和追求。有一次，他怯怯地问我：“政府说要推进城市化，啥时能‘化’到我们？”我嘴里说：“不会太久，不会太久。”心里却一片空白。他告诉我，想积点钱，买个房，在城里扎下根来。

但是，梦想的气泡经不住时间的烘烤和现实的撞击。又是六、七年过去了，面对暴涨的房价，老常泄了气，不再做“城里人”的梦了。他坦率的告诉我，这几年夫妻两人干得非常卖力，每年净余近万元。凭这点钱在城里买房，要到哪年哪月？到做不动那天，回老家去。现在就希望两个儿子有出息，靠有文化坐办公室。

他把大儿子送到民工子弟学校；咬咬牙把第二个送进了有信誉的幼儿园，尽管一学期交幼儿园的钱，等于一个大学生一学期的学费。

就这样，老常把他的希望变成了守望：守在新村门口，也守着两个儿子，盼着生意好点，也盼着儿子书包翻身。他的人生价值和快乐，就集中到这两点上了。

暑假里的一天，老常又到我家来收旧报纸，言谈之中，显得十分纠结。他告诉我，大儿子今年十一岁，一米多一点，体重却有一百二十斤，十足一个小胖墩，发展下去如何得了？我问原因。老常说，学校里活动不多，回家又没有玩伴。租用一间车库作为家，就那么点活动天地。守着电视机，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停停吃，歇歇吃，哪有不胖？我们不许他多吃。他常常哀求似的说，吃一口吃一口。你忍心不给他吃？夫妻俩想趁暑假把他送回老家去，在乡野的蛮动中减减肥。但是，大儿子走了，弟弟谁来照顾？饭谁来烧？

“他已经能烧饭了？”我问。“能啊！早就会了。”老常说，那些烧饭、烧水、洗碗等家务事都是他干的，平时夫妻俩从早忙到晚。前几天小弟吵着要到隔壁的公园去—那是我们没有功夫顾及的地方。直到昨晚我们卖完货，八点多公园快关门了才带他们去玩了一次。

 “让你老婆在家看弟弟不就行了？”我有点怜悯起他的大儿子来了。老常几乎跳了起来说：“你没看见吗？新村门口现在又增加了两个人在做这个行当。老婆不出来做，日子怎么过？”

我无言，看着老常收完货，踩动黄鱼车轮，屈身用力向前。一年四季，在灼热的阳光中，在满天的星光下，他就这么往前赶着，做着卑微的工作，也追赶着自己的梦想······